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公安机关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促进法治与德治有机融合，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加强同《民法典》相关的公安制度建设。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公安机关不得作出减损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不得以行政权力违法插手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例如，对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等的尊重和保障，出生登记、死亡登记以及涉及非正常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的出具，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交通运输工具上人身和财产公共安全的维护，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密、不得泄露或向他人非法提供等，都与公安工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相关性。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对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能够自主解决、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公安机关不宜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1]（P25）。

[21]（P458）彭真所说的这个特殊情况就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后考虑在台湾设置特别行政区。因此，《香港基本法》及其他特区法律、《澳门基本法》及其他特区法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必须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都必须符合《宪法》并统一于《宪法》。具体而言，法律的设置应当考虑以下要求： 1.分类分级发布要求 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信息发布分为四类：一是传染病种类的确定和公布。

政府需要采取医学观察、隔离、疫区封锁、停工、停业、停课、调用应急物资等防控措施，而这些措施附带相当昂贵的权利限制和经济成本。既然信息是决定和行动之依据，那么，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就显得尤为重要。（2）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应当发布的传染病疫情信息未予发布，或者已经发布的传染病疫情信息有明显错误，有可能对传染病防控带来隐患的，可以公开其掌握的、有一定事实为依据的传染病疫情信息。[27]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数量巨大，若都要上报，会极大地增加病例检测成本和流行病学调查成本，浪费公共卫生资源。

在此意义上，对突发传染病作出发布信息的决定，其实是一个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比如会出现什么风险？医疗资源挤兑、谣言四起，物资抢购……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部门说发布就能发布的。

任何一种设置，都必须让决策者/执行者负起相应的、明白无疑的责任。有的医生、医疗机构对没有确诊的病例不愿轻易填报。该法关于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发布警报，决定并宣布进入预警期的规定，显然与《传染病防治法》有抵牾之处。临床医生在病人增加的情况下无暇填报信息需求大的传染病报告卡。

当专业人士发现应当发布的传染病信息未予及时发布，或者已经发布的传染病信息有明显错误的，都可以将其掌握的、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传染病信息予以披露，让极有可能或正在受传染病到威胁的公众知晓。三、专家监督和人民监督 决策责任原则、就地效能原则以及集中权威原则的有机结合和落地实现，并非像在纸面上探讨那么容易。即便未来的法律为发挥专家监督的最大功效，明确专家的权力和责任，也不可能改变专家依附行政的属性。（一）专家监督 从国家卫健委先后派三批专家组赴武汉调查了解情况的安排来看，体现了集中权威原则的程序和机制的及时启动。

[26]该报告指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第一，应当将对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时机具有最终判断权的决策者，置于明确的责任主体地位，而不能允许置身责任体系之外的决策者，以下简称为决策责任原则。

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因为专家不仅有水平高低之分，也有对突发传染病信息掌握程度上的差异，以及针对相同信息的认识不一现象。

第三，信息瞒报的风险。一、让信息发布的决策者走到前台 （一）作为政治过程的传染病信息发布决策 对于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而言，信息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首先，这种责任设置的特点是有两个经常交织在一起的目的。前引[13]，舒彬、廖巧红文，第625页。一是中国疾控中心并无权力发布疫情信息，这个回应同样牵扯到权限问题。第38条第3款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9]这种设置在理论上的合理之处在于，若对传染病即将或可能发生已经有了预判，并作出了进入预警期的决策，那么，一旦传染病的确转化为暴发、流行，疫情信息的发布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不必再作是否发布的决策，只需根据应急预案操作即可。摘要:  在一个复杂的、条块结合的科层官僚体系中，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法律设置应当体现决策责任原则、集中权威原则、就地效能原则和监督矫正原则的精致结合。

该授权涉嫌与《传染病防治法》相抵触，不过，或许也可以折射权力下放的必要性和对就地效能原则的考虑。但是，在离信息越近、发布效能越高的假定背后，又潜藏着三个可能的制度风险。

在本文截稿之际，这一疫情已经造成官方统计的3，090，455人确诊、217，769人死亡。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这些专业机构提供的信息和判断，对是否进行信息发布作出决策。

最后，《突发事件应对法》同《传染病防治法》在传染病预警上存在冲突。关键词:  传染病 信息发布 决策责任 集中权威 就地效能 监督矫正 引言 2020年初，一场始料未及的传染病疫情，开始在中国武汉暴发。这些都是不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力的，都是非专业意见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尤其是，与这些原则相关的制度运行，更多还是在政府独立决策、民众不参与的传统政治文化中，[35]还是在卫生行政部门、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缺乏充分独立性的治理体系中。

中国有300多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包括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4]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决策职责赋予如此众多的主体，会不会造成信息嘈杂、混乱的局面——尤其在突发传染病跨越行政区划界线传播时，的确引人担忧。舒彬、廖巧红：《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建设现状》，《疾病控制杂志》2005年第6期，第624页。

当然，在成千上万对传染病有临床经验和科学研究的专家中选择谁来承担这个角色，并非易事。《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3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

[4] 其实，在这些质疑之中，存在两种普遍的关切，一个是明显的、指向过去的，一个是潜在的、指向未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20年第4期。然而，与突发传染病防控有关的现行法律体系，尤其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并没有清晰区分发布的决策和执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打架的情形。临床医生和管理部门由此会放松警惕，甚至规避报告。但是，为在具体领域实现之，也可以考虑在传染病防治和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法律中实现突破：[40]（1）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对传染病疫情和防控进行适当的信息交流。

所以，为克服由此可能带来的局限，人民监督、舆论监督就成为必要的弥补和支持力量。如果事后证明风险并没有预测的那么大，政府会被指责是制造恐慌（scaremongering）。

[8]《传染病防治法》第19条规定：国家建立传染病预警制度。[37]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

于是，关于武汉市政府是否有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是否有义务——披露信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认为其在法律上是和不是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主体的观点，各执一词。其次，虽然传染病预警和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可以区分，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仍然有一种可能性，即在未宣布进入预警期的情况下，传染病已经处于暴发、流行态势。